墓碑-墓志和墓志铭

(一)墓碑的源流  

 我国是世界土葬最盛行的国家,土葬是将盛放尸体的棺木,放置到挖好的葬坑,充填上土,堆到一定高度,即称为坟,土葬人穴后不再筑土堆称为墓。坟墓是由墓穴与坟堆组成,后又加上墓碑及棺椁内外存放陪葬物品。

    在灵魂不灭、祖先崇拜意识的支配下,慎终追远、祭祖扫墓逐渐形成人们的道德规范。对于殡葬亲人的坟墓,一两代可以记清,三代以后就不清楚了,特别是经过迁徙、战乱便不知祖坟何处。如何解决,人们想出许多办法。

    开始时人们从死人下葬,维系棺绳用的圆木桩受到启发,在墓前插上木桩竹竿,系上纤维质的东西(纸或帛等),写明死者的生卒年月、时辰,叫做“铭旌”(或“明旌”)。但它却容易损坏,人们便另想办法:富贵人家用石圆柱代替木圆桩,在石柱上刻出死者的姓名、出生时间、官级等。为了多刻字,其形体又演变为方形、长方形,开始埋于墓穴内或墓外,参照房屋建筑,碑顶加上碑帽,饰刻动、植物或山水花纹,碑身刻上死者简历。标明是独葬与妻、妾、子、女等合葬。附刻阴宅(即坟墓)风水地理位置朝向.(以天干地支表明)。中产之家立中等墓碑,穷家仅可立上留个姓名的小石碑,或陶砖碑或种植某种长青树为标识。从而墓碑由实用品逐渐转化为文化艺术品,其功能、形态、质地、文饰也越发多样化了。名人墓碑更加讲究碑身多用花岗岩、大理石等上等石料,碑顶有死者雕像或在碑中心镶嵌死者的烧瓷像。墓碑成为记载死者家族世系及功德行事的“荣誉状”和装饰品了。这很符合国人的光宗耀祖、泽及后代、流芳千古的社会风尚。为不受风吹、雨淋、日晒等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,便把碑表立于墓外,墓志与铭埋于墓内。墓碑盛行于汉、唐,以后成为定势。

 (二)墓志、墓志铭

   墓志是存放于墓中载有死者传记的石刻。它是把死者在世时,无论是持家、德行、学向、技艺、政绩、功业等的大小,浓缩为一份个人的历史挡案,以补家族史、地方志乃至国史的不足。也是墓志断代的确证。   

   例如唐高宗总章二年(公元669年).福建南部地区“蛮獠”与海盗啸乱,朝廷派光州(今河南潢川)固始人归德将军陈政率府兵3千人(计58姓),前往征伐。其子元光13岁被乡荐第一,随父出征,陈政母亲魏母(敬),年过古稀,也提兵数千支援,终于平定多起叛乱。实行军垦,教民学习中原文化与先进的耕织技术,元光在其父死后18岁承袭父职,对叛乱者恩威并施,提倡58姓携将士与当居民自由通婚联姻,出海捕鱼经商,使荒芜的大片粤闽大地,进入礼仪之邦,他还疏清建置漳州等郡县,升为刺史。一次征战中,元光以身殉国,年仅54岁。由于陈氏父子祖孙数代的忠骨均埋葬于漳州、云霄一带,百姓们奉他为“开漳圣王”(宋、明清等朝也以此号追谥),为之修墓建庙,至今仅台湾就有开漳圣王庙百余座。奇怪的是这么一个有丰功伟绩的家族,其主要人物在旧、新《唐书》中未立列传。难怪后人在陈圣庙前刻上对联:“正史无人修列传,漳江有庙祀将军”为其鸣不平。随着海峡各方面交流的扩大,当年随陈氏子父远征的58姓中的陈、郑、林、胡、黄、汪、赵、詹、丘等在闽、台或海外成为大族或富户。借助学者们从墓志、谱谍、神道碑酌记载,研究成果不断到河南固始、新郑等地来寻根问祖;郑成功的后人,也据墓志、方志得悉其祖宗也是随陈政父子人闽的58姓中的一支姓氏。 

   墓志铭包括志与铭两个部分。志是用散文记叙死者姓名、字号、籍贯、官级、功德事迹的。铭是用韵文概括志的全文,并对死者致以悼念、安慰、褒扬之情,是委婉抒情的。但也有只用碑记(文)或碑铭的。铭本是记载、镂刻之意,它开始是刻(或铸)在铜鼎上;以后也刻在石碑、金属板等器物上,或以称功德,或引申借鉴,逐渐演变成独立的文体。刘勰著的《文心雕龙》中有《铭箴》篇;萧统编选的《昭明文选》中有班固等人的铭文五篇;吴楚材、吴调侯编选的《古文观止》中有刘禹锡的《陋室铭》,至今传诵。铭文精短活泼,或用骚体,或类五、七言诗歌或似佛家倡语,或同警世格言,妙语珠玑而不浮华,蕴藏哲理而不晦涩。这是墓志铭及其它座右铭在记功、记物等铭文的特色。 

 

(三)神道碑、无字碑

   神道碑旧时多建立与坟墓有一定距离的墓道前。外建碑亭或厅堂称享堂,以避风雨日光的侵蚀,它兴于汉,盛行于唐、宋、明、清。用于歌颂封建统治阶级上层人物的,后来也有用于赞颂德高望重的僧人、道士或技艺超群的各类专家学者的。碑文较长而古板,后把刻在该类碑上的文字称为神道碑,成为一种文体。东汉蔡邕、唐代韩愈是这类文章的大手笔。

   历史上帝王、将相、士子名流,谁不想被人歌功颂德、百代流芳呢?死后由亲属约请文人墨客撰写碑文、墓志、墓铭,勒之金石,播之丝声。但也有少数人反其道而行之,即死后陵冢坟墓前只立块“无字碑”。历史上有三位著名的人物墓碑是无字的。即东晋名士、军事家谢安,唐代女皇武则天,宋代大奸臣秦桧。  

 谢安是淝水之战东晋方面的总参谋、总指挥。曾以少胜多击败了声称“投鞭可以断流”的后秦的苻坚,巩固了东晋的政权。功成后退居东山,人们认为他的功劳太大,不是一块墓碑能记述得了的,所谓“丰功伟绩不胜记也”。 

 武则天的无字碑说法各异。武则天称帝前曾为自己创造一个新字作名字,含两眼望天有目空一切之意。她认为自己的功劳比天高大,一块石碑难以包容,一字不记,也能与天齐,永垂青史。另种说法是,她认为自己当了几十年皇帝,权大威严,谁也不敢批评她,故而死后立下无字墓碑,一片空白,让后世评说其功过。还有种说法,她读过很多书,儒家的清高、道家的无为、佛家的色空等思想对她都有影响。被称为至圣先师的孔丘就宣称“述而不作”。魏晋士子崇尚名节孤傲,唐代礼部尚书赵崇以“标质堂堂,不为文章”,号为“无字碑”,受到当时的士大夫的推崇。武则天也许会认为“无字碑”是一种清明高尚的象征。

   秦桧的墓碑无字。是因为他力主降金,卖国求荣,并害死抗金名将岳飞父子等人,坏事做绝,他死后无人愿为他撰写碑文。墓碑只有空白,当时人们议论,他的名字都是邪恶,给他刻碑,会弄脏工具,他的墓地被称为“狗葬村”,足见人民群众的爱憎分明。

   明十三陵中有七个无字碑。即长、献、景、裕、茂、泰、康七个陵门前的无字碑,都是在嘉靖年前后六年建成。嘉靖皇帝一心想得道成仙,连朝政都不想料理,那有心思去找人撰写碑文,以后的皇帝见祖宗碑上无字,一是不好冒然自己下笔,也不想找人撰写,还要审阅,二是见怪不怪,少管闲事。七陵无字碑随它去吧! 

 (四)碑文(志铭)的影响 

    经过两千年历史的陶治,碑文(志铭)已形成一座特殊的文化宝库。对后世诸多学科、社会风尚等方面都具有深远的影响。

    古时的帝王、将相、豪绅富贾活着享尽人间富贵,死后还要继续享受(尽管是不可能的)。在物质上(含生灵方面)君王死后,除了让自己喜爱的大臣、武士、嫔妃殉葬外,还把大量的金玉珠宝也埋在墓中。秦皇杀“三良”(三个良臣)陪葬,国人以歌谣表示抗议,也是对三良献上的挽歌或口传墓铭。秦皇兵马俑坑已列入世界奇迹,据测有待发掘的秦陵其他部分,将更会使全球惊叹。秦陵的穷奢极侈,堪称举世无双,而秦始皇却未能像汉以后的统治阶级那样,死后也要占有人间的精神产品(虽然死后就不可能占有)以美丽动人的文词,把死者赞扬,为超越时空,可以勒之金石,播之诗乐,或以浓色重彩在墓道墙上绘起壁画(多是让死者升天,与神话故事相结合的内容)或在墓中与崖石上选像,让死者与佛道神仙为伍。于是历代都有大批的文学家、书法家、画家、雕塑家为之服务。文人们为了获得较丰厚的润笔费或酬金,不惜牵强附会,编出溢美过誉之辞,写出标新立异的字体,制出巧夺天工的碑刻或雕塑。东汉学者、书法家蔡邕坦诚地表白过:“吾为天下碑文多矣,多有惭容,唯郭有道无愧于色矣,”他写了一辈子的碑文,只有一篇《郭有道(名泰、字宗林)碑文》是名副其实妁。唐代韩愈被苏轼称为“文起八代之衰,道齐天下之溺”的思想家、大文豪,他与蔡邕并称古代位两碑文大师,一生写了大量碑文,而千古传诵的只有《柳子厚(宗元)墓志铭》。宋、明、清等时代,著名文人写的碑文,真是汗牛充栋,却只有明代文学家张溥写的《五人墓碑记》脍炙人口。

    墓碑催生了碑文、墓志、墓志铭、神道碑的文体。碑文、墓志又推动了人物志、地方志乃至传记文学。墓志铭又衍生了铭类文体,为诗、词、曲特别是抒情诗、骈体文等提供借鉴。碑文、志、铭为历史学、考古学、民俗学、丧葬学、社会学、经济学储蓄了丰富的资料与可信的实物例证,大型碑体特别是神道碑以及墓道、墓穴与墓内的布局、陈设、装饰,又成为绘画、雕塑、建筑、装潢等学科、行业的难得的参照物。

    常言“碑以书传”,这书指的是书法。无论是墓碑、庙碑、纪念碑,往往是与书写者的名气最有关系。古代的书法家都写过很多碑文。由于水、火、战乱等灾祸的毁坏,名家写的碑文流传下来的那怕是断碣残碑都弥足珍贵,如能得到蔡(邕)、颜(真卿)、柳(公权)、欧(阳询)、苏(东坡)、赵(子昂)等人写的碑文,便价值连城了。汉代盛行隶书(字)是对周秦时代使用的篆体的一次重大革新。隶书虽笔法简练、圆润,但到了北魏时期,书家仍嫌其呆板不够自由。书法家只有在写各种碑文时各抒胸臆,于是由隶书蜕变出一种新体,后世称为“碑体”,它不像篆体的古奥,也不像真(正)字的呆板,也不像草体的难认,更不像隶书的四平八稳。别笑它缺个点,少一撇,别嫌它拐弯磨角的不大到位,但它写起来随和,看起来顺眼。因当时的真迹流传下来的极少,主要是从洛阳北邙出土的大批北魏墓碑,后世书法家文人十分珍视,加以研介临摹,自成一派为“魏碑”体。这也是碑文释放出一支奇葩。现在很受青年书法爱好者的青睐,谁能料到原本毫无艺术性与学术价值可言的墓碑,经过历史风雨和万人打磨,却展现出它多彩的面貌来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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